第三節(jié) 茶政管理
唐末至宋朝，武夷山一帶除向朝廷上交貢茶外,還按照朝廷規(guī)定的榷茶法，實施對茶葉的征稅、管制和專賣等茶政管理。茶農(nóng)租用官家公有的茶山栽植茶樹，每年春天制茶賣給官家，茶價由官家規(guī)定，茶葉購銷由官家壟斷�！叭恫璺ā狈ǘ葒溃粶什柁r(nóng)將茶葉賣給官家或指定的代理商，隨便販賣要處罪。官家指派的代理茶商只能在指定地點按劃定數(shù)量收購茶葉，并在指定地點銷售，其中絕大部分還應銷售給官家。此外，還大量收購民間散茶，由官府儲備，以便運往邊境向鄰國交換馬匹。官家實際上控制了茶葉運銷的過程，壟斷了茶市貿(mào)易。武夷山實行這種榷茶法在宋代文學家蘇軾的《葉嘉傳》里曾經(jīng)提及。文中說到葉嘉曾向皇帝“進三策”，“其一曰榷天下之利，山海之資，一切籍于縣官行之，”結果是：“一年財用豐贍，上大悅……”榷茶法始于唐建中元年(780)。當時初征茶稅，不久就告停止。唐貞元間(785～792)重新征收茶稅。唐大和九年(835)，官府令茶戶將茶樹移植于官場,茶葉的產(chǎn)銷至此全由政府壟斷。
宋初規(guī)定，官府把種茶的本錢發(fā)給茶園戶，并規(guī)定茶葉采制后交給官府專賣。天圣時(1023～1030)停止官府給茶園戶本錢的做法，嘉祐時(1056～1063)，改向茶園戶收租，向商人征稅。崇寧元年(1102)朝廷實行蔡京主張的“茶引法”。商人交納茶價和稅款后領取茶“引”(即茶商運銷貨物的憑證)，憑引賣茶。運銷茶葉數(shù)量和銷茶地點都有限制，是政府統(tǒng)制下商人專利的辦法。
元代，取消茶馬交易，榷茶制度與宋朝相同。大德六年(1302)起，朝廷在武夷山創(chuàng)立皇帝焙局，派監(jiān)采官每年制造貢茶5000餅(約250斤)。同時，大量收購民間散茶。當時，商營茶莊在建陽、建甌、崇安就有10余家。至元十七年(1280)，朝廷實行攤派茶稅的表配法，茶稅向茶園戶攤征。至元二十年，恢復實行茶引法，隨后又于茶引法之外增行“茶由”，征收零賣茶稅。由于官府對茶園戶進行層層盤剝，茶農(nóng)苦不堪言，紛紛反抗,甚至破壞茶園逃亡他鄉(xiāng)。明洪武元年(1368)，恢復茶馬交易，以茶葉換軍馬以鞏固邊防。至洪武二十四年，茶政管理沿用舊法，對茶農(nóng)實行派貢制，對茶商行使“茶引法”。當時武夷貢茶為548斤。明萬歷《建寧府志》載：明初建寧府歲派上供茶1856斤，其中建安縣上供茶1308斤，崇安縣548斤。崇安縣上貢武夷茶占建寧府總數(shù)的29％，而建寧府上供茶數(shù)約占當時全國供茶的一半，由此推斷，崇安上供武夷茶約占當時全國供茶的14.7%。明洪武二十四年，朝廷下詔：“建寧歲貢上供茶，聽茶戶采進，有司勿與�！睆拇素暡钄�(shù)量漸減，至永樂元年(1403)之后已不見派貢記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