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的武夷山，正是春茶采摘的季節(jié)。連綿的山嶺，滿目蒼翠，春意盎然。漫山的茶樹，枝繁葉茂，郁郁蔥蔥。溫熱的空氣里彌漫著茶葉的清新和香潤。
這是大清咸豐二年（1852年）的春天，每年都來買茶的山西商人，在經(jīng)過了幾千里地的長途奔波，一如既往來到了武夷山北麓，江西鉛山信江岸邊的河口鎮(zhèn)。而在二百多里以外，武夷山南福建崇安下梅茶市的行東們，照例是要到河口去迎接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的。
下梅茶市的行東們，習慣地把這些山西商人稱做西客。西客們有錢，做起生意來也很大氣，并不是傳言中的那么摳門兒。一般情況下西客“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，咨所為不問”，自己則留在河口的會館看著戲耐心地等候；而下梅的行東們則匆匆趕回下梅茶市，開始為西客組織他們所需的貨源。待下梅的茶商將集散的茶葉，從下梅運抵河口，西客們則“茶事畢始結(jié)算別去�！�
西客們從福建崇安買的茶，大部分是要轉(zhuǎn)運到萬里之外，中俄邊境的恰克圖去和俄國人進行貿(mào)易。那還是在雍正五年的時候，中俄在恰克圖簽訂了《恰克圖條約》，開始了中俄邊境貿(mào)易的新局面。由于茶葉是恰克圖貿(mào)易中最主要的商品，于是山西商人開始到福建大量地采買茶葉。
西客赴福建采買茶葉的歷史，大約可追溯到較早的康熙年間。據(jù)有關(guān)史籍稱：“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，山西茶幫經(jīng)江西鉛山，過分水關(guān)，來到下梅和赤石，設棧收購，建廠制茶�！笔妨系目尚哦认炔蝗タ紤]，山西商人在《恰克圖條約》簽訂之前，就曾去福建買過茶葉，應該沒什么問題。采買茶葉的數(shù)量無法考據(jù)，但額度應該不會很大。只是到了《恰克圖條約》簽訂之后，恰克圖貿(mào)易市場逐漸成熟完善，山西商人才開始到福建來大量購買茶葉。這應該已經(jīng)是乾隆年間的事情了。若僅從《恰克圖條約》簽訂的雍正年算起，到咸豐年，也有一百二十多年了。西客在恰克圖的茶葉貿(mào)易數(shù)額十分巨大。從最初的幾十萬斤，發(fā)展到了上千萬斤。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，恰克圖的茶葉貿(mào)易更是多達一千二百萬斤，咸豐元年仍有八、九百萬斤。這些茶葉絕大部分來自福建的崇安。
咸豐二年，西客們又來大批地買茶了。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是，這竟然成了西客在福建購買的最后一批茶葉。
咸豐元年（1851年），洪秀全在廣西桂平金田村起義，建國號“太平天國”。第二年，太平天國攻下長沙；咸豐三年（1853年）一月攻陷武漢，隨即順長江東下攻陷南京。太平天國阻斷了長江運輸線路，西客們被迫停止了赴福建采買茶葉的商業(yè)行動。在隨后的幾年里，雖然局勢有所穩(wěn)定但是，由于太平軍在福建北部山區(qū)一帶的活動，致使茶葉產(chǎn)量銳減，茶葉收購價格也隨之提高了百分之五十。又由于清政府為鎮(zhèn)壓太平天國籌措軍餉，實施厘金制度，逢關(guān)納稅，遇卡征厘，茶葉販運成本大大加重。在這種極為不利的形勢下，無奈的西客，開始將購買地轉(zhuǎn)移到了湘鄂一帶。從此以后就再也沒有回到福建購買過茶葉。當然，這也讓茶葉轉(zhuǎn)運路程縮短了將近一千里地。
下梅是武夷山南麓，崇安縣的一個小村落。因位于梅溪的下游，故稱為下梅。
早在康熙年間，下梅的鄒氏家族經(jīng)營茶葉成為富紳，于是下梅也成了崇安地區(qū)著名的茶市。據(jù)民國《崇安縣新志》記載：“下梅鄒姓原籍江西之南豐。順治年間鄒元老由南豐遷上饒。其子茂章復由上饒至崇安以經(jīng)營茶葉獲資百余萬，造民宅七十余棟，所居成市�！湟膸r茶為茶之總稱后，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，盛時每日竹筏三百艘，轉(zhuǎn)運不絕”。
